经常代表中国电影业和国外媒体对话的投行人士王冉（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对上影的印象时常模糊，他的问题代表了很多人的真实想法：中影有《投名状》、《梅兰芳》和《赤壁》，华谊有冯小刚和《集结号》，上影优势有什么？

　　从企业层面来说，上影在2007年赚到了13亿的年收入和1.68亿利润，位列国有电影集团首位。2003年刚到上影的总裁任仲伦差点被看成是上影厂的“末代厂长”，当时他最轻松的选择,就是按照当时国有电影企业的做法,通过大规模遣散冗员的方式,来解除这个负债累累看似毫无生机的“大包袱”。但如今的上影拥有让同行羡慕不已的赢利能力和充沛现金流,还有多片种的制作团队、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无论是行业领导还是业界,都认为上影集团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作的健康模式”。因为,国家权威部门刚刚认定上影集团为“国家重点文化出口单位”和“全国文化企业30强”。

　　从作品层面来说，刚刚过去的几部引人注目的电影，《色·戒》、《东京审判》、《三峡好人》、《集结号》、《蓝莓之夜》和《大灌篮》的背后都有上影出品的身影。近几年是上影获奖最多和奖项级别最高的时期，尤其是《三峡好人》和《色·戒》连续“霸占”了2006年和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

　　但上影的公众形象，似乎和它真实的行业地位相差甚远。“中影大片”和“华谊大片”是常见的宣传用语，却很少有“上影大片”这个说法。李安和贾樟柯获奖了，虽然他们的影片由上影出品或参与出品,但旁人常常忽视了上影。比如，上影和中影动用了同样比例的资金来投拍吴宇森的大作《赤壁》，但《赤壁》一直被叫做“中影大片”，上影在哪儿呢？

　　中影的韩三平和华谊的王中军出现在任何一个场合都是人群的焦点所在，他们被喊做“爷”和“腕”。而任仲伦却很少出现在喧闹的公开场合。媒体上鲜见上影的花边新闻。大学教授出身的任仲伦至今也更愿意低调，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我不喜欢成为娱乐界的老板形象。不太喜欢跻身电影娱乐圈的喧闹场。我喜欢宁静致远,多一些时间思想,或与导演谈谈剧本交交朋友。前辈邵逸夫先生就是电影界的大隐之人。大隐者以好电影而贵,不以好言论而贵。”

　　有人说，他始终忙着对下一部影片成功的追逐中,而在握的成功总是太快谈出他的视野。今年上影新片《大灌篮》获得1.2亿票房,别人在忙庆功,他却抽身而退,见人只谈上影新片《上海1976》、《画皮》和《高考1977》等等。这种切换太快,使得他放弃了对成功的享受,而始终承受夸父逐日般的艰难中；有人说，他的这种偏爱“运筹帷幄”的思考,给充满了江湖气息的中国电影圈，带来了一些理性。很多同行都在私下研究上影在产业上的思考和抉择，那当下他们该关注的是任仲伦刚刚提出的“我们要修改市场规则和标准，不再以票房作为电影市场的衡量标准，而要建立以视听版权销售作为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一流企业是做标准的。

　　如果贾樟柯是自己人

　　记者：《色·戒》、《蓝莓之夜》、《集结号》、《大灌篮》，刚刚过去的2007年里，这些电影票房很好，口碑也都不错，但很多人都觉得这些成绩和上海本土导演没太大关系。

　　任仲伦：上影在创作理念是坚定不移走两条道路的。一方面,我们毫无疑问在积极推进本土原创力量的成长。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定不移与华语电影最优秀的导演合作,水涨船高地提高上海电影的影响力。这几年我们也投入了不少资金支持本土导演拍摄影片。比如李歇浦的《邓小平1928》、胡雪杨的《上海1976》，彭小莲的《美丽上海》和《上海伦巴》，李欣的《自娱自乐》、胡雪桦的《喜马拉雅王子》,张建亚的《东方大港》。美影厂更是完全依靠本土创作力量,拍摄了《勇士》、《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和《大耳朵图图》等,这些影片都在国内外获得了重要的荣誉。

　　确实这几年上影和国内外优秀导演的合作,取得的成绩更辉煌,甚至在影响力上掩盖了本土导演的成就,这也是事实。如与李安合作的《色·戒》；与王家卫合作的《2046》和《蓝莓之夜》；与贾樟柯合作的《三峡好人》和《24城记》；与冯小刚合作的《集结号》；以及和高群书合作的《东京审判》和与朱延平合作的《大灌篮》。在这些影片中,上影作为出品方始终起着重要的或主导的作用,业界普遍认为:它们高概率的成功,至少代表了上影决策能力的成熟与成功!

　　记者：这几年一直有这种评价，你感到无奈吗？

　　任仲伦：在日趋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中,评价总是多元的。我是心平气和地倾听着并辩证思考着。因为这种评价是善意的。大家期待上海本土导演的成就能够更大些。我的心思与此共通,甚至更加迫切。比如,那天贾樟柯凌晨给我电话,告诉我《三峡好人》得了威尼斯最高荣誉金狮奖。我在高兴之余也曾瞬间想到:要是我们本厂导演能得到这样重要荣誉就更好!问题是相当时期以来,上影集团在重大电影创作上的缺席，导致如今本土导演的市场影响力和观众影响力总体还不强。这就需要我们与他们共同去改变。我上任时,德高望重的老厂长徐桑楚对我说了一句话:”你要搞好上海电影难啊!你打开厂门看看,好的导演好的演员现在在哪里?要出好作品,没有五年做不到!”这句话是事实!我们要有耐心有耐力地支持本土电影人才的成长。

　　另外也要看到,上影这几年与国内外优秀导演一系列成功合作,是繁荣上海电影的重要途径。也是上影有实力有能量有号召力的重要表现。对此要给予公正的肯定而不要轻视。按照艺术规律与经济规律,采用市场配置的方式,寻找最优秀或最合适的导演,已经是国际影业的惯例。电影的所属标志,不再是导演演员是否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而是看影片的出品的主导权与版权的自主权了。我们这种国际化的生产模式(当然不是唯一的)有时被误解了，忽略了我们作为影业经营者投资判断的能量和在制作中显现的智慧。比如《东京审判》当时以朱孝天和林熙蕾的感情为主线，东京审判变为了背景。我们提出要以东京审判作为主线，删改偏离主线的爱情戏,还要求购买日本战时的资料,构成具有历史真实感的影片。其实,这几年所有的中国电影企业都在走既有制片功能也有投资功能的道路。只要有对企业发展有利,既可以重点抓原创,也可以适时搞投资。原创成功是功劳,投资成功也是功劳。两者相辅相成,或者说可以相得益彰。按照中央的要求:要培养一批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影业集团和影业投资集团。上影和中影一起被国家确立为这样多元发展的重点影业集团。

　　记者：《世界》让贾樟柯走出了地下导演的尴尬，《三峡好人》俨然让贾樟柯成为国际范围内青年导演的翘楚，那上影收获了什么？

　　任仲伦：上影与贾樟柯合作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世界》到《三峡好人》,到刚刚被选为本届嘎纳电影节中国唯一参赛影片的《24城记》。我们一起合作了三部影片。在确定选题和内容把握的合作中,我们既包容他导演的个性与影片的风格,同时渗透着我们的思想原则与艺术追求,甚至在某些情节的把握中我们还坚持自己的制片原则。互相倾听与讨论,有助于影片的成熟与成功。贾樟柯三部曲都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肯定或关注,作为主要出品方的上影:第一赢得了国际影响力；第二赚了应该赚的钱；第三团结了年轻电影力量。这就是上海电影的收获。

　　90％的合作都赚钱

　　记者：贾樟柯的名气越来越大，也不愁资金了，和上影的合作还会一直继续吗？

　　任仲伦：合作应该会继续下去。目前他甚至有意加盟上影集团。我们合作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当年我们首次合作拍《世界》,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并不希望你拍一部上影风格的影片，而是上影需要拍一部贾樟柯风格的影片。后来他到处赞扬我们的包容与支持。其实尊重是相互的，他对于我们提出的各种意见也是尊重的。这次贾樟柯说想拍《二十四城记》，以工厂为背景表述工人的心路历程。我听完了他最初的构思就决定再次合作。因为“工厂”和“工人”这两个关键词，曾经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角。结果他说，任总能不能麻烦你明天飞过来，我们有个新闻发布会……我挂了电话就飞过去了,并连夜赶到成都共同讨论了影片的主题与结构。

　　记者：那你为什么会去投资华谊公司的《集结号》呢，是预想到它后来引发的社会影响力？

　　任仲伦：现在《集结号》的巨大成功,确实是出乎所有出品方的预想。那天深夜王中军来上海找我商量，希望上影能一起合作。当时影片是面临着巨大压力的。第一,虽然有冯小刚领军,但是因为没有一线明星,又是国内战争题材，所以有人判断,影片票房肯定不会高,甚至可能会亏；第二，有些人对影片某些情节有非议；第三，年底贺岁档上映有许多明星支撑的《投名状》，对同样在年底推出的《集结号》有压力。真正打动我的是剧本体现的英雄气概和悲壮情怀。我们决定参与合作，共同来克服可能存在的种种困难。结果《集结号》赢得很漂亮。我们也赢得很漂亮。。

　　记者：王中军一直强调对其投资影片版权的控制，那上影对版权的考虑呢？

　　任仲伦：版权所有是影业公司赖以发展的基础。但在每个具体项目中,要看各个投资者参与的方式。现在影片投资规模大风险大,投资方也就多元了,版权拥有方式也是不同的。比如《大灌篮》，上影是主导方,我们享受国内所有版权,并分享海外部分版权；《色戒》我们是国内唯一出品方,但投资总额并不多,我们享受的是国内部分版权收益；《集结号》版权归华谊，我们拿的是投资收益；《蓝莓之夜》我们也是国内唯一出品方。我们拿的是国内所有版权。

　　记者：与外面导演合作的电影都是赚钱的吗？

　　任仲伦：90％都是赚的。在对外合作上,我们基本是赢的。因为我们对于影片投资判断日趋成熟。其中也些影片没有达到预期收益,比如《长恨歌》。但同时投资的同名电视剧却让大家赚了。我最遗憾的是现在大热的《功夫之王》，2005年时我获得亚太电影博览会“年度最佳表现者奖”,这是中国电影企业界最早获得的荣誉,产生了一些业界影响。所以,美国制片人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但当时的上影却无法开出外汇信用证。按照当时谈定的国内版权出价,今天至少能赚几千万吧。放在今天就可以如愿以偿了。这真是遗憾!

　　记者：投资拍片这块业务上，上影这几年一直走得比较顺，在投资影片上有什么价值判断吗？

　　任仲伦：投入产出,是任何企业的追求。对于文化企业来说,产出不仅仅局限于金钱,应该包括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我们的心态是开放的，与优秀人才合作出优秀影片。在合作上,我们追求创新。比如与英国合作的《伯爵夫人》,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中外合拍片，因为它第一次参与全球票房的分成,而过去一般是分享国内版权;还有就是《蓝莓之夜》,它被认为是国内电影企业第一次投资外国电影。

　　记者：上影今年有什么大片投入市场吗？

　　任仲伦：上影集团在2008年有一个很漂亮的布局。一开年就是1.2亿票房的《大灌蓝》，7月份暑期档将推出上影参与出品的好莱坞商业大片的《木乃伊3》，这是中国电影企业首次与美国著名公司合作的顶级商业大片,有点创纪录的意思。9月份是和宁夏厂合作的商业大片《画皮》。我们号称是东方魔幻主义电影。年底我们将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影片《高考1997》,它将唤醒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同时我们与中影共同合作的大片《赤壁》也将亮相。今年上影将不断掀起高潮。还有两部艺术影片值得关注，一个是已经要去戛纳参赛的《二十四城记》，还有上影导演胡雪杨的《上海1976》，说的是一个异国婚姻家庭在中国社会在整体压抑中走向解放时期的历史记忆与青春岁月。我们觉悟到：在开放的年代里,电影产品是全球流通的。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加开放的视野,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融化民族优秀的文化,在电影表现形态上突破过去不敢或者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始终将百花齐放,变成上海电影的一种基本格局。

　　做正规军，而不是游击队

　　记者：上影和外部力量的合作是从王家卫开始的?

　　任仲伦：我们和王家卫合作比较早，持续也比较长。从《2046》和《地下铁》开始到《蓝莓之夜》。开放促改革,合作促发展。这是我们的理念。我们坚持这样想这样做。上海人骨子里的开放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在前几年上影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坚持一种人穷志不短的信念,想把上影建设成为多片种发展,产业链完整的,具有海外重要影响和中国一流的大型影业集团。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不能实现的梦想。当时上影流传一句经典的判断:上影改革是找死,不改革等死,不改不革是安乐死。尽管如此,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

　　记者：不是都说船小好调头啊，为什么不选择做小做专呢？

　　任仲伦：上海电影的辉煌历史和现实要求,决定了上海电影不能弱化，更不能消失，否则谁也负担不起这个历史责任；上海电影应该有坚守主阵地的主力军,绝对不能只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队。这几年我们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主要把上海电影的产业基础打好。我们当时就提出以创作作为立身之本，以院线建设为重要支撑,发展多片种,建立产业链。在各级领导支持下和大家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目标正在实现过程中。

　　记者：在制片业之外，上影还有联和院线这个重要筹码。上影当时在那么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盖电影院呢？

　　任仲伦：2003年我上任时,市领导曾建议我去看看美国和韩国电影业。当时国内民营电影企业发展的呼声很高，甚至有的报纸整版整版地批评我们国有电影厂，反正认为我们没希望了。象上影这样的老牌国有电影厂确实负债高，冗员多，亏损大,到底如何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当时有一种做法是“拆散”，绝大多数的员工给个几万元遣散了,余下的则效仿独立制片公司各自为政。我去美国考察后发现，第一，虽然美国上千家独立制片公司拍了市场上75％左右的影片，但前10位有影响有实力的电影基本都是大公司制作的；第二，独立制片公司潮起潮落,生生死死。有钱了就拍片，没钱了就倒闭。但一些大型影业公司永远和航空母舰一样，一直稳稳当当的。因为这些大公司都建立了自己的产业链,他们有制片业,还有院线公司。院线公司虽然利润较低，却拥有非常充分的现金流和市场网络。所以,我们在2004年以来除了投拍影片,同时也花费很很多资金建设电影院。从而保持了连续四五年全国票房第一的院线优势,绝对的市场优势。

　　记者：和电影圈其他同行相比，我们觉得上影一直这么低调，可能也是上影的许多想法不被人了解的原因。

　　任仲伦：应该讲,上影在行业内的地位高低与否不是靠记者写出来的,而在我们究竟做成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有位领导曾对我说过:个人做人做事低调是需要的,但是上海电影不能低调。应该讲,这几年包括上影集团在内的上海电影是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时期,这是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认可。我们的低调，并不意味着上海电影的低水平。上海这几年是获奖最多份量最重影响最大的时期。我们做了许多事,但确实还有许多事没做好,比如上海的本土主创力量还不够强。所以还要努力做!最近,整个上影集团都在围绕今后三年发展战略集思广益。

　　记者：那上影现在思考的都是什么呢？

　　任仲伦：我们的思考始终围绕着产业发展的创新模式。现在做产业不是比谁嚷嚷得更响,而是比谁思考得更深做得更实。比如,之前我们因为院线率先发展而领跑了中国电影市场5年。如今大家个个把钱砸在影院建设上,把票房作为市场的衡量标准时，我们则在酝酿去修改电影市场运行的模式和评判标准,打算组建一个以视听版权销售为核心的一体化市场运营模式,销售公司将成为我们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些版权建立在我们自己庞大的片库基础上，同时我们也会去采购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来再次销售。我始终关注美国一流影业公司的盈利模式，他们拥有自己庞大的版权销售权,众多独立制片公司的作品也都是卖给他们。他们甚至买来后还拥有修改和剪辑权。这些销售公司强大到足以支配许多独立制片公司的影片创作。这是一种新的产业理想，我相信,今后三到五年里,传统的电影市场概念会发生变革,赢利模式也会出现重造。

　　记者：和其他电影公司老板相比，你个人也非常不一样。未来你会有所改变吗？

　　任仲伦：我相信每个人生活的姿态都是不同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人不能有傲态但必须有傲骨的格言。我确实时常回避电影界喧嚣的风头或表面的风光,但我心里渴望通过兢兢业业,为上海电影建功立业。辉煌应是事业成果的呈现,而不是个人的风头。王家卫曾经向我提过建议:电影这个行业是认人不认公司的。在电影行业当老板难免要常常站在风口浪尖上。我懂他的意思，电影行业是一个影响力的行业。但我的想法依然是:努力通过多出好电影,来宣示上海电影应有的辉煌与影响力。我更喜欢私下与艺术家交流交往,来赢得思想与心灵的共鸣。我有许多朋友是华语电影界最优秀的人杰。作为个人,我还是想希望宁静致远,学会享受思想的独立与寂寞。